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体系需多方努力

一个是作为公共性君权的代表，另一个是作为个体和家族或派系的私人性君权的代表。

《生活儒学导论》，2004年12月11日提交北京青年儒学论坛讨论，原载《原道》第十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。这类思潮大致来自两种倾向，一种是属于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立场，一种是属于我称之为现代性怪胎的极权主义立场。

恰恰相反，中西哲学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架构，就是形而上者→形而下者的二级架构，这其实是轴心时期以来的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。老子说过：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当代中国大陆最早以XX儒学命名的是蒋庆的政治儒学（2003年）[③]，然后就是我的生活儒学（2004年）[④]。古代社会，男性家长代表其宗族家庭或家族家庭，包括妻妾儿女、乃至奴仆。这似乎有点像马克思讲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，但实质上相去甚远：我所说的生活或存在，远不仅是社会存在——物质生产方式。

按照生活儒学的存在给出存在者、生活造就生活者的原理，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生成不同的社会主体。我并不是照搬海德格尔的东西，而是通过对他的思想批判来获得了生活的观念。市场能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，但如果一切都市场化——社会市场化，学校市场化，家庭市场化，人际关系市场化，甚至婚姻也市场化，那就非常危险了，至少伦理建构方面会出大问题。

但中国古代的礼是和法分开的，礼涉及的范围是显得更为宽广。推不仅要推到家庭，也要推到社会。整个地球环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所以50年、100年以后，或者150年、200年以后，我们能不能存活下来，就不能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必须思考的问题。这就非常现实，非常容易推广。

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，甚至太子要成为皇帝，从三四岁起，就有三个老师，每天教他念四书背五经。最基本的工作是了解，空空泛泛谈论儒家文化不叫理解，要真正了解儒家文化，就要走进去，重新认识它，而不是轻易否定它，践踏它。

从18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启蒙思潮，即西方的启蒙运动及启蒙理念所带来的人文主义，出现了征服自然与意义失落两大问题。法律后面有其必须具备的法律文化，而法律建构又是实践性的，而不是形式主义的。礼制约最厉害的不是一般百姓，而是精英，特别是政治精英。皇帝的早朝，他的休息，他的饮食，他吃什么东西，以及穿什么，用什么，都要纳入官方的记录中。

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人格发展，对自己人格发展进程中所碰到的问题和环境进行反思和改进，并作到长期坚持不懈，才能有实质性、精神性的进步。重新建构整合的全面的以和谐与对话为特色的现代人文精神，仍然是有非常深刻的时代意义的。理由很简单，皇帝没有私的可能，他的一言一行都属于公领域，没有任何隐私权。我的家庭是私，族群就是公。

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每一句话，甚至包括性生活，都受到人们的关注。也有人说儒学是如何做人的学问，是圣人之学或体验之学。

文化传统对实际的政治及社会现象或多或少总有影响，只有根植于其中才能发展出一套能付诸实践且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。但另一方面，好学也并不难。

但孟子所考虑的问题是，假如我们要求每一个人，他爱陌生人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，假如用墨家的普遍性原则来要求每一个人，甚至强迫他平等地爱一切人，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和对陌生人一样冷淡。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发展，总是越新越好、越快越好，但是从人生智慧看，传统的历史性源头，总是给人带来新的价值、意义与挑战。这个自由的人就是皇帝，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他。在现代任何社会，无论市场经济的发展、社会的和谐进步或人类共同财富的积累，都离不开一个信字。我哲学界的一位同事，主要研究数理逻辑，最近在退休前，专门花了四年时间，研究了四个重要的犹太思想家，其中特别注重人的人格发展和精神磨练。我们可以将其叫做凡俗性质的人文思潮。

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重视儒家文化，就一定要用儒家价值来取代西方价值。同样，如果看到鸟被残杀，我们也会感到不安，或者看到其他动物、植物受伤害，我们会觉得难受，我们就和动物、植物联为一体了。

清朝是个特例，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样的皇帝历史上也是不多的。孔子说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十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耳顺，六十而知天命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人的一生都是学的过程，可说是活到老，学到老。

但就我们的主流意识而言，包括企业、学术界、媒体、不同的职业团体、不同的社会组织，甚至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，连我也在内，我们从自己及他人的身上都可以感觉到，传统文化的因素，尤其是儒家文化，已渐渐失去了影响力，根本就无法与刚才提到的现在西方文化所代表价值相比。实际上空气的污染也很严重。

这样社会才能稳定，才相对公平。通过对话可以开拓更新的人文气象。要讲人的本性、命运或天命。但是儒家的学而用的精神，主要是人的全面发展，不单纯是为了知识，也不单纯是为了技术。

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仁的价值 儒家传统人文精神有四个方面的内涵：一是自我，二是社会，三是自然，四是天道。法律的实践并不就是空洞的条文，具体地说，不可能建构一套法律制度而使其孤悬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之外，很难设想法律条文根本就不受到自身传统的约束。

儒家的人文精神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。十五岁有志于学，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假如孔子活到和释迦摩尼佛一样八十岁，最后八年他会怎么做呢？从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看，就他当然是想作什么就能作什么，同时又完全符合礼的规范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或许可以轻松一下了。

没有进去之前是很难了解它的复杂面相的。我们希望东西方文化能够实现对话，通过对话了解西方现代文化，同时也弘扬儒家传统文化，使大家都能从中吸取资源，从而以更丰富的文化底蕴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，作出创造性的积极回应，实现东西方文化多方面的交流与互补。

人们需要重新了解自我，了解人的发展。进入 杜维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家 仁 义 礼 智 信 。问：现在制定法律条文，不少是照抄照搬西方，而不是以中国传统为基础，杜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？请问儒学思想在法律宪政建设中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？ 答：我只能做个简单的回应。因为儒家不注重个人，只注重社会、人际关系和家庭。

与西方从启蒙运动发展出来的强势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。孔子说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

自己不能健康发展，不能站起来，不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又如何能报效国家，服务社会呢？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，首先就要发展自己的人格，要争取各种机会实现自我，这就叫为己之学、身心之学、体验之学。儒家宽广的人文精神，经过现代人的努力发掘和创造诠释，即使面对全球性的现代困境、西方功利主义价值的泛滥，也完全可以作出相应的回应与批判。

要建立现在的文化认同，回应现在的文化认同挑战，发展中国文化的主体性，仍不能不首先依靠儒家。最近几年，我在国内不少大学做过学术报告，比如去年就在北京大学光华学院作了一系列演讲，讲题主要是有关四书——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的诠释问题。